故宫院刊 | 胡斌：孝宗《政道帖》与宋代非政令“御书”的政治意义

宋帝颁赐臣僚的非政令“御书”，往往是君主进行政治宣谕、君臣间进行信息沟通的载体。《三希堂法帖》之《政道帖》即为一例。此帖由三则孝宗御书《资治通鉴》和曾觌跋文组成。在流传过程中，载有孝宗抄录两则《资治通鉴》的一纸御书佚失，相关文字保存于《味水轩日记》。在“圣语”、御书和跋文的多层文本之下，《政道帖》体现了宋孝宗由隆兴二年浙西赈济一事出发，藉由三则《通鉴》向潜邸近臣曾觌阐述其为政理念的过程。

孝宗《政道帖》与宋代非政令“御书”的政治意义

胡  斌

近年来，部分研究者注意到宋代书画史与政治史的交叉互动，书画材料的利用已为宋代政治史讨论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同时相关政治史研究亦有助于重建书法作品形成的情境。宋帝抄录经史诗赋的非政令“御书”，在南宋诸帝法书中占有相当比重，而当前学界对其政治意义少有阐释。本文拟先结合传世文献和书画材料说明宋代非政令“御书”的政治性，再以《三希堂法帖》收录之《政道帖》为案例，解析隆兴政局中君臣对话的内涵，进而说明宋代非政令“御书”的政治意义。

一 宋帝颁赐非政令“御书”及其政治性

既有研究对于宋帝“御书”的关注集中于政令文书，如用于措置朝廷政务的“御笔”和皇帝与个别臣僚沟通信息的“御劄”等。御笔以神宗朝“内批指挥”、徽宗朝“御笔手诏”为代表，是诏令的一种；御劄以周必大《奉诏录》所载御劄，《铁网珊瑚》所载高宗、孝宗批示杨存中、杨倓父子御劄为代表，是君主向个别臣属下达指令的私密性文书。名义上由皇帝亲自撰写的“御书”，实际上还包括非政令性的论、序、跋，以及抄录、临摹经史典籍的书法作品。宋帝常常将这些非政令“御书”作品赐予臣僚。

首先应明确的是，宋代皇帝赐予臣僚“御书”的行为蕴含着皇帝主动亲近臣下的含义。如张纲所言：“至若人主亲御翰墨，发为奎章，锡命自天，昭示隆眷，则以今视昔，万万有光焉。”君主所赐御书可以作为臣僚展示、传承的神圣性资源。如苏轼获赐御诗后即称：“镂之金石，庶传玩于人人；付与子孙，俾输忠于世世。”臣僚将御书“镂之金石”，既是为了建成宣示君恩的景观，也是为了模刻印本分赠。淳熙十一年（1184），孝宗于故相陈俊卿生日赐御劄一封，陈氏刊刻御劄并称：“谨以奎画，刻之琬琰，非惟昭示子孙，增辉乡国，抑使中外臣子咸知圣德光大。”又如绍兴十年（1140）宰相赵鼎得高宗御书《中庸》后，即将御书“模刻分赐”，获得分赐御书的臣僚，则会致书宰相感念“钧恩”。绍兴中张孝祥向左相秦桧索要“奖谕御书”之石刻印本。他在获赐后陈言：“某何者，乃于私家获藏别本，荣光焜燿，里巷增辉。”可见，时人认为模印而成的“御书”别本，也蕴含着君主恩泽的神圣性。

臣僚将“御书”付与子孙，意在将“御书”作为神圣性资源加以传承。名臣后人常常通过展示先人所得“御书”来炫赫出身、交结当世。如太常博士周秉在嘉祐中任诸王记室，获赐身居潜邸的英宗手书，“其家宝之”，建中靖国中，其孙袁州司法参军周超就向苏轼展示此卷。又如岳飞孙岳珂编《金佗粹编》时，将家藏高宗赐予岳飞的御书置于卷首，用以凸显高宗曾经对岳飞的信用。而除了收录高宗指挥军务的御书外，《金佗续编》还收入了高宗所赐御书乔潭《裴将军舞剑赋》，可见非政令“御书”亦被当作岳飞曾“涣锡光宠”的证明。

《政道帖》中的孝宗“御书”以“赐曾觌”一语结尾〔图一〕，但并非所有非政令御书均会注明。宋帝颁赐非政令“御书”有普赐、专赐之别。普赐“如元祐二年（1087）哲宗于经筵讲毕《论语》后，分赐执政及经筵官“御书唐贤律诗各一篇”。一般说来，专赐某臣的“御书”较之普赐多人的“御书”更为难得，而宋帝专赐御书时未必注明“赐某人”。如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御书赐神童蔡伯俙诗，终篇后批：“闰六月十五日敕赐。”而陆游提到宋高宗赐予经筵官胡宿的御书团扇仅有“文物多师古，朝廷半老儒”一句，而没有“赐胡宿”等语。周必大记录淳熙五年十一月直宿时受召至选德殿夜对，孝宗称“待以恶札赐卿”，随即颁赐御书白居易《七德舞》一轴。周氏强调获赐御书“其后仍注‘赐必大’三字，加御宝焉”。他之所以专门说明此点，表明专赐御书是否明署“赐某人”，是体现君主恩泽高下的标志之一。

〔图一〕《三希堂法帖》 之 《政道帖》 （局部）

传世书画作品也可印证南宋诸帝专赐臣下书画的现象。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高宗《暮春三月诗帖》后有“赐亿年”，应即绍兴中高宗将御书抄录的杜甫《即事》诗颁赐给近臣邹亿年〔图二〕。又故宫博物院藏《会昌九老图》后附高宗御诗及“赐从乂”三字〔图三〕。而《政道帖》的赏赐对象是武选官曾觌，此类赏赐武选官御书的现象在文献中记载并不多，却广泛出现在传世作品中。如刘松年《竹楼听说图》后有御书“赐林恕”三字，此林恕或即淳熙二年遭到行遣的仪鸾司干办官；又如故宫博物院藏马远《踏歌图》，上有宁宗御题诗及“赐王都提举”〔图四〕，此人虽身份不详，但大体应供职于内廷诸司。

〔图二〕 高宗《暮春三月诗帖》 及 “赐亿年”

〔图三〕 《会昌九老图》 后高宗御书 “赐从乂”

〔图四〕 马远 《踏歌图》 上的宁宗诗 “赐王提举”

非政令“御书”虽然不是皇帝直接指挥政务的文书，却往往具有政治宣谕的功能。伊沛霞强调宋徽宗亲自创作的艺术作品往往蕴含着政治意义。何忠礼提到宋高宗赐予文人士大夫的诗文，“实际上具有旌表、教化、劝勉、训诫和市恩等多种政治含义”。着意师法宋高宗的孝宗，也惯于发挥非政令“御书”的政治功能。《贵耳集》就将孝宗撰写颁赐《新秋雨霁诗》（平生雄武心，览镜朱颜在。岂惜尝忧勤，规恢须广大）和《春赋》（予将观登台之熙熙，包八荒之为家）作为说明孝宗“未尝忘中兴之图”的证据。乾道六年，孝宗将御书崔寔《政论》颁赐宰相虞允文，阐述其以峻法振举纪纲的施政理念。这种颁赐典籍节抄的“御书”进行政治宣谕的做法，正与《政道帖》类似。而虞氏在恭谢御书的章奏中建议孝宗毋施酷刑、毋行“霸政”，可见臣僚并没有将非政令“御书”作为纯粹的书法作品进行欣赏。

二 《政道帖》的内容及其佚文

《三希堂法帖》第七册收录隆兴二年（1164）孝宗抄录《资治通鉴》御书及曾觌跋文，是为孝宗《政道帖》。传世的宋孝宗非政令“御书”不少，如辽宁省博物馆藏草书《后赤壁赋》、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池上诗》《鱼父诗》团扇等。而仅有《政道帖》明确记述了“御书”形成的时代语境，故本文拟以此帖为例讨论宋代非政令“御书”所体现的政治意义。

《政道帖》录文如下：

宋孝宗书

张元素召见，问以政道，对曰：“隋/主好自专庶务，不任群臣。群臣/恐惧，唯知禀受奉行而已，莫之/敢违。以一人之智决天下之务，借/使得失相半，乖谬已多，下谀/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诚能谨择/群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败以施刑赏，何忧不治？”/上善其言。

赐曾觌（御书之宝）

隆兴二年中秋日，臣觌等从/上诣/德寿宫谒/见。朝回，/上御内殿，语臣等：“为政恤民之道甚难。往/者苏、湖潦饥，发封桩赈济。运纲稽缓，出/内帑助调，小民犹有琼林、大盈之言，安/知吾心哉？固政不勤则荒，民不恤则怨，人/心然也。吾常戒慎，不敢怠忽。”臣觌等拜/手稽首，谨称/贺曰：“诚如/圣言，毋以逸豫为期，而思海宇之广、边境之/虞，必使人物咸若登春台、跻寿域，而后/可同乐也。猗欤盛哉。”上是日阅唐史，至太宗与张玄素语隋主有/好专之失，/亲洒/宸翰，以寄其思，推广当时太宗为治之意。/语臣等曰：“/吾行有不迨，即时奏毋隐。”故书此以/赐卿。臣觌谨捧领/谢，无任感激，伏书于下。八月十六日，中大夫、/秘书监丞兼左谏议臣曾觌记（曾氏觌印）。

根据文献记载，《政道帖》曾先为韩谔、林宗周、李日华、李肇亨等人收藏，后经卞永誉、吴升、安岐等人鉴赏或收藏，终于乾隆十年（1745）至十八年间入藏内府，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篇》，随后入刻《三希堂法帖》，入藏长春园淳化轩，直至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占圆明园后佚失。本文旨在讨论《政道帖》内容，不以其递藏为论述重点，仅就《政道帖》在明代脱落两则“御书”的情况稍作申说。

李日华《味水轩日记》提供了《政道帖》在明代流传的重要信息。万历四十年（1612）七月一日记：“沈伯远令人持其尊人所藏卷轴来求评定”，其中即有错题为“宋思陵行书真迹”的孝宗《政道帖》。次年十二月二十日，《味水轩日记》又载：“沈倩伯远以宋孝宗手书唐史语三段赐曾觌者为节饷，又侑以精绮四端。还绮而留其卷。”可知李日华于万历四十年观摹《政道帖》，次年于沈伯远处获藏此帖，帖上“檇李李氏鹤梦轩珍藏”与“珂雪”印可证其归于李日华、李肇亨父子手中。

李日华称《政道帖》包含“宋孝宗手书唐史语三段”，而《三希堂法帖》印本中孝宗御笔仅有“张元素召见”一段，在此段之前，《味水轩日记》还有一段文字：

上与群臣论止盗，或请重法以禁之。上哂曰：“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耶？”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

又尝谓侍臣曰：“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乱，国乱则君（爽）〔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

此段文字以“又尝”为界分为两事，加上“张元素召见”一段，正是李日华提到的“宋孝宗手书唐史语三段”。其中，“上与群臣论止盗”一段文字正是《资治通鉴》中“张元素召见”一则同卷的前文，孝宗阅读《资治通鉴》“至太宗与张玄素语隋主有好专之失”时，一定读过“上与群臣论止盗”一段。元臣虞集曾见《政道帖》，他提到：“阜陵慨然有志于当世，其手书贞观数事，盖有所奋发也。患盗而推本廉耻，忧国而防乎欲盛，论政而谨于择臣，其尧舜之事也。”虞氏所谓“患盗”即指《资治通鉴》中“上与群臣论止盗”一段，“忧国”指唐太宗谓“君依于国，国依于民”一段，“论政”即“张元素召见，问以政道”一段，可见虞集所见《政道帖》包含“宋孝宗手书唐史语三段”。倘若《味水轩日记》所录帖文为《政道帖》全帙，那么《三希堂法帖》中《政道帖》为何缺少此段文字？国家图书馆藏《味水轩日记》清抄本所录《政道帖》在“故不敢纵欲也”与“张元素召见”之间有一空格，或可说明引文与“张元素召见”以降文字未装帧在同一纸上。另外，从被李日华收藏到入藏清宫内廷之间，《政道帖》还为卞永誉、吴升、安岐等人收藏或著录。卞、吴二人著录的《政道帖》文字却以“张元素召见”开头，而“上与群臣论止盗”一段文字被著录为《止盗帖》。由此推断，《政道帖》流传至明清之际时，时人或受帖文中“上是日阅唐史，至太宗与张玄素语隋主有好专之失”一句的影响，将原《政道帖》以“张元素召见”为界裁为《止盗》《政道》二帖。故今《三希堂法帖》所缺内容可据《味水轩日记》录文补足。

“上与群臣论止盗”一段所论“止盗”“民愁”“国乱”等事，正与《政道帖》中曾觌跋文及隆兴二年南宋政权内忧外患的历史情境丝丝入扣。下文拟转换视角，参照隆兴政局分析《政道帖》中孝宗和曾觌问答之所指。

三 从《政道帖》看孝宗的“为政之道”

《政道帖》中孝宗与曾觌的对答看似随意，实则句句透露出孝宗对隆兴二年时局的忧虑。曾觌跋文所论：“录文赐书，亲洒宸翰，以寄其思，推广当时太宗为治之意。”可见“寄其思”“推广为治之意”，才是孝宗“亲洒宸翰”致意所在。因此，辨明孝宗抄录《资治通鉴》三则之政治意涵，正是解读《政道帖》的关键。

《政道帖》形成的隆兴二年八月，正值宋金战事倥偬之际。绍兴三十一年海陵王亮南侵，破坏了绍兴十二年和议达成后的南北长期和平。素有恢复之志的宋孝宗于次年即位后即发动北伐，却因宋军在宿州符离溃败而不得不与金议和。至隆兴二年八月间，宋朝虽已遣使议和，但宋金军事冲突并未终止，金军甚至在当年九月再次大举南侵。

除了宋金战事的外患压力，当时南宋还面临着两浙水灾的内政危机。曾觌在《政道帖》中录写孝宗“圣语”称：“往者苏、湖潦饥，发封桩赈济，运纲稽缓。”实际上，两浙地区的水灾、蝗灾自隆兴元年六月至隆兴二年底连绵不断，其中以平江府（今江苏省苏州市）和湖州两地受灾为甚。朝廷在隆兴二年六至八月间积极筹措救灾。如当年六月二十四日，朝廷因“浙东近因连雨大水”要求地方帅司、漕司共同赈济，“合用钱、米，许于常平司见桩管钱、米内取拨”。至六月底，孝宗令宰相汤思退讨论“救灾防患之术”。七月三十日，孝宗下诏自八月一日起“避殿减膳”以应“江浙水涝”天谴，并要求“侍从、台谏、卿监、郎官、馆职疏陈阙失及当今急务”。《政道帖》即书于孝宗颁布罪己求言诏之后不久。

值得注意的是，孝宗所录《资治通鉴》第一则就是唐太宗反对重法止盗，强调“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而隆兴二年十二月十日，臣僚上奏称两淮流民散入浙西，有“迫于饥寒，相扇为盗”的情况，朝廷遂令江东、浙西漕、仓司“广行赈济，务令实惠及民”。彼时臣僚所论两淮流民入浙西为盗，实为金军南侵所致。《政道帖》则表明孝宗早在隆兴二年八月就已担忧，两浙水灾如赈济不及时，将造成百姓流徙，进而酿成盗贼内乱。

两浙赈济问题的关键，是地方储备钱粮匮乏而转输调配不及时。孝宗的应对之策是动用内帑进行赈济。《宋会要辑稿》记载孝宗于九月十九日下诏：“出内库银四十万付户部，变转收粜米斛赈济。”而根据《政道帖》，孝宗在八月中旬就已经拨付内帑。孝宗此举旨在直接而有效地解决问题，却导致“小民”批评内帑过丰（“有琼林、大盈之言”）。孝宗与曾觌的讨论就此展开。

值得考虑的是，按照九月“出内库银”之例，孝宗内帑应拨付户部、由户部采买米斛，而不是直接散济民间，百姓缘何得知赈济来自内帑？且升斗小民接受救济时是否会关心赈济是由户部经费、还是由内帑拨付？由“琼林”“大盈”的用典来看，所谓来自“小民”的批评，应当是士大夫打着“民怨”旗号劝谏孝宗。实际上，自从宋高宗于绍兴二十五年秦桧死后将宰相掌控的朝廷储备财赋划归内藏，士大夫就对皇帝坐拥丰盈内帑多有批评。绍兴二十八、二十九年间，签判绍兴府王十朋代知绍兴府王师心上章，劝谏高宗应崇尚“俭德”，以唐德宗“有天子私藏之财，号琼林、大盈二库”为诫，建议“凡天下财赋之入，悉归之户部，仍择知取予之臣以司出纳之柄”。绍兴三十一年十二月，高宗对大臣言：“朕曩于内帑储钱备边，士大夫不谕朕意，甚者至指为琼林、大盈之比。”可见早在高宗禅让之前，就有士大夫以陆贽谏德宗故事，要求将部分内帑移入户部所管财库。孝宗隆兴中所面对的“小民犹有琼林、大盈之言”，正是高宗朝士大夫批评的延续。

王十朋等士大夫认为内帑过丰代表了皇帝过度占用公帑的“私心”，可能助长皇帝横赐“宫禁近习使令”。而孝宗录写第二则《资治通鉴》（唐太宗强调“刻民以奉君”会导致“君富而国亡”）正是为了回应这一说法，可见孝宗也反对通过“刻民”充实内帑、满足君主私欲的做法。不过，他对曾觌说明以内帑赈济，是为了克服官僚机构发封桩、行纲运的迁延稽缓，最终目的是令“小民”得利。他强调“君富”的结果是裕民而非“刻民”，因而向曾觌抱怨士大夫指内藏为“琼林、大盈”的批评“安知吾心”。不难看出，孝宗对《资治通鉴》的阐释，与《通鉴》的本意有所不同。

孝宗向“近习”（潜邸近臣）曾觌说明以内帑赈灾的合理性，却没有强调整肃官僚行政拖沓的必要性。他随后提出“固政不勤则荒，民不恤则怨”，此处“勤政”的行为主体主要指皇帝。也就是说，孝宗认为解决赈济不力、民瘼不恤等问题，应主要通过皇帝亲自指挥（“勤政”）。而充盈内帑构成了皇帝直接介入赈济的财政基础。曾觌显然领会了孝宗之意。他回应称：“毋以逸豫为期，而思海宇之广、边境之虞，必使人物咸若登春台、跻寿域，而后可同乐也。猗欤盛哉。”句中所有行为主体均为孝宗，可见曾氏也赞同实现朝廷内外得治的关键是皇帝“勤政”，而不是激发官僚行政的主动性。

言至于此，孝宗通过录写第三则《通鉴》，继续延伸君主“勤政”议题的讨论。此则《通鉴》内容为张玄素告诫唐太宗昔日隋炀帝因“自专庶务，不任群臣”而亡国，建议太宗对“庶务”应“高拱穆清”，令群臣“分任以事”，只需考核群臣理政“成败以施刑赏”。张玄素构建了一种“虚君”的政治设想，而这种设想没有得到孝宗的认可。曾觌跋文称孝宗录写《通鉴》后称：“吾行有不迨，实时奏无隐。”孝宗令曾觌进言规正的前提，是皇帝独断处理“庶务”出现了疏失。可见孝宗录写此则，只是以隋炀帝“自专庶务”导致群臣缄默不言、“下谀上蔽”为戒，鼓励群臣辅政免于皇帝独断，而没有认同“虚君”政治的意思。

孝宗令曾觌“实时奏无隐”，也与张玄素建议太宗倚重群臣有所区别。张氏“谨择群臣而分任以事”之中的“群臣”，指宰相以内的外廷官员。而曾觌原为潜邸内知客，在孝宗即位后为孝宗擢任知閤门事。曾氏虽身为武选官，却因孝宗的倚重而“入则侍帷幄之谋，出则陪庙堂之论”，被谏官称作“轻儇浮浅，凭恃恩宠”之徒。从绍兴三十二年六月到隆兴二年间，孝宗一再下令擢用龙大渊、曾觌等“近习”，却遭到了台谏、给事中、中书舍人等外廷言路官的持续抵制。而《政道帖》中孝宗令曾觌“即时奏无隐”，更表明孝宗对“近习”参议政事、介入政务的支持；将曾觌比作应当“分任以事”的“群臣”，则体现出一种信用“近习”甚于外廷文臣的心理。正如安倍直之所言，比起以三省为顶点的官僚体制，孝宗更多致思于支持那些政治态度偏向于支持皇帝主体性的人物。

孝宗的为政风格，与其父高宗相当不同，这种差别正反映在颁赐非政令“御书”的政治目的上。高宗与孝宗曾分别赐予武选官曹勋非政令“御书”，但目的不同。绍兴二十八年三月，高宗赐予时任保信军承宣使、知閤门事曹勋御书“《史》《汉》事实”。曹氏的谢表盛赞高宗“聪明濬哲、抚宁函夏、崇儒宪古、茂建丕图”的功业德行。虽然不知高宗所书具体为哪条《史记》《汉书》，但由曹勋的谢表看，高宗着意于营造“中兴已成”的氛围，无意与曹氏讨论如何为政。而孝宗赐予曹勋的“御书”为杜牧《阿房宫赋》，曹氏敏锐地感知到：“圣意所寓，尤邃于兴寄。盖欲敦舜禹之俭，监亡秦之侈，以安养斯民、混一区宇为心，非止游戏笔墨三昧而已。”可见孝宗赐书曹勋的旨趣，不在讨论书法而在议论躬俭安民的为政之道，曹勋对高、孝二帝赐下“御书”的评论，既显示出高宗“储思渊默”与孝宗以“混一区宇为心”的不同志向，也表明孝宗倚信“近习”、授意武选官参议政事以便制衡文臣士大夫的为政方针。

由以上考述可知，《政道帖》体现了孝宗由隆兴二年浙西赈济一事出发，藉由录写三则《资治通鉴》向潜邸近臣曾觌阐述为政理念的过程。孝宗认为君主“勤政”是实现治理的关键，丰盈的内帑和令“近习”参议政事是皇权深度介入政务运行的基础。在与曾觌的讨论中，孝宗表现出对外廷官员赈济稽缓的不满，并强调皇帝直接介入政治治理才是解决官僚体制效率低下的良策。孝宗鼓励曾觌参议政事，体现出他以“近习”为“耳目”，防备官僚群体蒙蔽君主的意图。

四 结论

既有关于宋代“御前文字”的研究聚焦于“御笔”“御劄”等政令文书，而较少关注宋帝颁赐非政令“御书”进行政治宣谕的现象。本文梳理了宋帝颁赐非政令“御书”相关情况，并以孝宗《政道帖》为例说明了非政令“御书”的政治性。对比李日华《味水轩日记》等书录文可知，《政道帖》应当包括孝宗抄录《资治通鉴》御书三则及曾觌跋文，《三希堂法帖》中《政道帖》较之原帖散佚两则“御书”。孝宗录写《通鉴》赐予曾觌，不单为了交流鉴赏，还要藉由节录典籍评议隆兴二年浙西赈济事，进而阐述自身为政理念，并鼓励潜邸近臣曾觌参议政事。

孝宗之所欲言，是由所录《通鉴》含义的引申而来，而与《通鉴》的本意有所差别。孝宗将《通鉴》批评内帑过丰、君主躬亲庶政的弊病，作为自身独断揽权的施政镜鉴，而不认同士大夫期望君主“高拱穆清”的政治理想。《政道帖》中孝宗对《通鉴》的阐释（“今典”）与《通鉴》文本（“古典”）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张力。

由此看来，非政令“御书”的政治含义，往往体现在君臣对于“御书”所录前人著述的阐发之上。君主颁赐御书时的“圣语”及序跋，是君主向臣下宣喻自身为政理念、与臣僚沟通自身对时局看法的载体。臣僚的回奏与题跋，则表现着臣下领会君主意志，或进行委婉劝谏的含义。在对话过程中，君臣的讨论往往针对当下时政问题，前人著述只是君臣讨论的起点。在“古典”与“今典”的交错中，考察“所录”与“所欲言”之间的张力，阐述君臣各方对于“御书”的理解分歧，正是把握法书类“御书”政治意义的关键所在。

附记：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史睿老师大力帮助。本文初稿得故宫博物院徐华烽老师、西南民族大学张卫忠老师指教批评，并在修改过程中得盛洁老师重要提示，谨致谢忱。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盛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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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斌《孝宗〈政道帖〉与宋代非政令“御书”的政治意义》，原文刊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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